其一，被赋予了一定权利能力的人工智能将会以具有法律人格的法律主体参与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换言之，人工智能需要从事各种各样的法律行为。
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所采用的合意模式可被概括为一般规定+具体列举的合意模式。要约承诺方式下有关合意的判断必须借助关于合同订立程序的规定，特别是第150条第2款规定的承诺不得变更要约内容之规定。
该条仅仅规定了合同书方式缔约时意思表示一致性的特殊判断规则——当事人双方签字盖章，但并未就合同书方式在合同内容确定性的判断上做出规定。[98]参见谢鸿飞：《合同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82-84页。基于社会接触而产生的事实合同关系本质上属于缔约过失之债或侵权损害赔偿之债。参见朱广新：《合同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2-93页。[87]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整体上存在多种立法模式。
第一，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要求签订确认书、但未约定签订确认书合同才成立时，确认书可能只是一种证明合同存在的书面凭证。[91]〔德〕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张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法院对于疑难案件的态度。
因此，如果缺乏对法律适用过程的理解，不具备法律适用的诸种方法论手段和能力，就很难做出好的法教义学研究。但正如本文开头即已指出的，即便不考虑中国裁判文书网建成以来所公开的海量案例，即便在此之前，获取案例的渠道也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无米之炊说的思考方向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在法律系统内部，只要是相同事实，就必须被相同处理。
面对着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者与法学理论研究者，是否能够担当起我们的使命？基于中国司法的伟大实践，中国本土化的高质量法教义学理论成果是否能够不断涌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号角声中，在轰轰烈烈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以同案同判之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法教义学和司法裁判机制能否形成合理的分化与自主，各自突破瓶颈，脱颖而出？未来中国是否能够打通理顺学说与判例之间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各种体制与机制性障碍？未来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者与中国的司法实践者，是否能够通力合作，共同演奏出中国法治转型伟大时代的乐章？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而凡是与法律系统判定合法性工作无关的案件事实与价值，法律系统基本不予考虑。
本文关于学艺不精说与无米之炊说的概括与区分乃是一种理想类型的区分，因为学艺不精与无米之炊构成了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不发达的两个独立的理由。如果我们无法有效地区分法教义学与法律方法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那么我们就无法进一步认识法教义学内容的生产与繁荣的可能性及其条件问题。这意味着法教义学研究与司法裁判之间出现了比较彻底的分化与独立，于是就出现了专门化的法学学术生产机制。法教义学研究者因此也在痛苦与失望中进行着反思。
现代科学研究也远远超越了近代早期那种个体户或手工业式的阶段，而依赖于大型的科研设备与各种制度性的基础条件。这就要求我国司法系统不能再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基层法院。法教义学使得司法裁判的判准从法律纠纷的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中解脱出来，从而使得法律概念与命题的某种图示化运用成为可能。相对于成文法规范，法律适用过程是对成文法规范的二阶观察，即是对观察的观察，而法教义学研究则是对二阶观察的观察，也即对观察的观察的观察，是一种三阶观察。
目前比较被认可的解释主要有两种，笔者将其概括为学艺不精说与无米之炊说。在此基础上，各种法教义学命题则为同案同判以及不同案不同判提供了更为具体的判准。
法律系统并不着眼于个案地解决疑难案件，而是通过案件的判决对权利进行类型化构造，从而形成抽象的权利界限和规则，将解决个案纠纷的经验内化到治理结构中，变成治理结构的内化经验和知识。两种学说都促进和加深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因为复杂疑难案件中的案件事实往往是不规则形状体，很难形成与规范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在一个法律系统自主的社会中，疑难案件并不是作为麻烦而是作为法律系统发展与演化的机会而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谓的正义，并非道德哲学意义上的互惠与公正，而是特指在法律系统自主与分化语境下特定的正义概念，即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他们将问题的症结归纳为我国判例与学说之间沟通与互动的机制和渠道匮乏。在超大规模陌生人社会中，整个社会机制也必须随之演化。甚至，个案的妥适性以及安抚纠纷当事人的愤怒也受到压制，而同案同判原则成为司法活动主导型的建构性因素。
从法律系统演化的角度看，法教义学的发展和成熟在法律系统内部承担了一种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将法律系统通过裁判获取的规范经验以意义沉淀的方式予以提炼与总结，形成法命题，从而使法律演化的成就得以稳定化。本文所主张的是，即便是此种个案中超越法律的尝试与努力，也必须在同案同判原理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在同判原理原则以及法教义学体系的引导下进行，仍然必须借助于教义学的概念与命题，通过比较个案与先例之间的同与不同，并论证不同处理的根据和理由来实现。
通过将诉讼中常见的各种纠纷进行归类和整理，形成某种经验性的法则，从而减少法官的工作压力，增强法官的裁判能力，这是其基本的诉求。2013年出版的《大陆法系判例：制度·方法》是判例研读沙龙所积淀出来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呈现了这些学者在相关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遗憾的是，与热火朝天的各种关于法教义学的研究和讨论相比，真正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法教义学研究仍是较为少见。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能够汇合法院、学术界、出版界的力量，形成一种法典评注与法学通说的机制，那么一定能够大大促进法教义学的研究。
例如，有诉讼法学者就注意到，在民事诉讼案件中，无论是初审法院、上诉法院还是最高法院，往往都在案件审判的过程中，突破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而相对比较随意地变更举证责任的设置，从而对案件的判决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相对于各种真理、政治、经济、审美或道德的标准，法律系统内部的标准才是判定行为或事件合法性的标准。它非但不禁锢精神，反而提升了处理文本与经验的自由度。持学艺不精说的法学研究者往往具有持续集中的在海外法教义学先进国家法学院接受规范法学训练的经历，因此也深切感受到我国法教义学研究的功夫和技艺与海外法教义学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巨大落差。
在许多论者看来，法学研究的正宗就是法教义学。前者将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之难产的原因归结为法教义学研究者的教义学功夫与涵养的匮乏，属于从主观上找原因。
最后，法律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相互依赖性的提升，即要素间的依赖性提升。当然，也许有论者会指出，学艺不精说除了自责的含义之外，也暗暗包含着对裁判者的指责。
法教义学在法律系统内部的功能恰恰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最终产品的提供者往往会将产品失败的主要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但问题在于，制约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成规模生产的机制性和结构性因素，究竟体现于何处？ 类似于学艺不精说，无米之炊说的支持者在反思与检讨的过程中再一次受到自身经验因素的制约与局限。同时，在正义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个案裁判仍然需要考虑到个案事实的各种特殊性，以照顾正当个案裁判的需要。而只有同案同判原则在法律系统内部得到真正落实，成熟的裁判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所谓法教义学处理材料的特定化，指的是法教义学内容的生产主要以法规范为材料，而通常意义的社会事实，或者各种纯粹的自然常数等意义的自然事实，都不再是法教义学工作处理的材料，因此也不再直接被法教义学予以论证和处理。
换句话说，法律系统从整体社会结构中分出的程度与法教义学概念和命题的提炼与生产之间，既互相作用，又互相限制。这种解决方案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上述个案式案例分析所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希望有学者能够沉潜于心，长期坚持这种吃力不讨好但也许意义重大的努力。
只有中国法律系统从中国社会整体的结构中分化出来，实现法律的相对自主性，并在法律系统内部形成法教义学与司法判例的功能分化与良性互动，成规模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发展才有可能。这意味着，法教义学的规则也包含了其他判决可能性的普遍化与问题化，即出现在司法裁判程序中的诸项法律论证，并不仅仅是针对个案中的个人，也不仅仅是针对个案纠纷解决的妥适性，而是针对未来类似案件的适用。
例如，卜元石教授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法院判决的不公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防卫制度本身以‘法无需向不法让步为基础，因而，它势必要求相应的裁判机制与法律系统重视法与不法之间的明确区分。
